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。国家以人民为根本，人民以衣食为根本，经营农桑衣食，以不失时机为根本。要不失时机，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。假若连年打仗，营建不停，而又想不占用农时，能办得到吗？”大臣王珪说：“从前，秦始皇、汉武帝，对外穷兵黩武，对内大建宫室，人力既已用尽，灾祸也就接踵而至，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？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。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，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，懂得怎样去改变，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，要坚持到底就很难。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，从而善始善终。”太宗说：“你讲得很对。安定百姓和国家，关键在于君主，君主能与民休息，百姓就欢乐，君主多私欲，百姓就痛苦，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，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。”
贞观二年，京城大旱，蝗虫成灾。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，看见蝗虫猖獗，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：“百姓视稻谷为生命，你却把谷子吃了，你是在危害百姓啊。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，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，如果你真的有灵性，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，不要危害百姓。”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，左右的臣子大惊，连忙制止说：“吃了恐怕要生病，万万不可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，还怕什么疾病呢？”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。从此，蝗虫不再成灾。
贞观五年，主管大臣上书说：“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，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，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，使礼节齐备。”太宗说：“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，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。”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。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：“按照阴阳家的推算，在二月里举行最好。”太宗说：“阴阳讲究禁忌，我从不信那一套。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家的话去办，不顾天理道义，而想求得福佑吉祥，怎么可能呢？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，自然会万事吉祥。并且，吉凶取决于人，怎能听信阴阳禁忌呢？农时很要紧，不能耽误片刻。”
贞观十六年，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，更便宜的，一斗只值三个钱。因此，他对侍臣说：“国家以百姓为根本，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。如果粮食不丰收，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。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，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，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，不奢侈浮华，造福于民。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，使他们都富裕尊贵。现在我减少赋役，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，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，把庄稼种好，其实，这就是使他们富裕。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，让乡间的百姓，年轻的尊敬年长的，妻子尊敬丈夫，其实，这就是使他们尊贵。只要天下都能这样，我即使不听音乐、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。”
贞观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凡事皆须务本。国以人为本，人以衣食为本，凡营衣食，以不失时为本。夫不失时者，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。若兵戈屡动，土木不息，而欲不夺农时，其可得乎？”王珪曰：“昔秦皇、汉武，外则穷极兵戈，内则崇侈宫室，人力既竭，祸难遂兴。彼岂不欲安人乎？失所以安人之道也。亡隋之辙，殷鉴不远，陛下亲承其弊，知所以易之。然在初则易，终之实难。伏愿慎终如始，方尽其美。”太宗曰：“公言是也。夫安人宁国，惟在于君。君无为则人乐，君多欲则人苦。朕所以抑情损欲，克己自励耳。”
贞观二年，京师旱，蝗虫大起。太宗入苑视禾，见蝗虫，掇数枚而咒曰：“人以谷为命，而汝食之，是害于百姓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，尔其有灵，但当蚀我心，无害百姓。”将吞之，左右遽谏曰：“恐成疾，不可。”太宗曰：“所冀移灾朕躬，何疾之避？”遂吞之。自是蝗不复为灾。
贞观五年，有司上书言：“皇太子将行冠礼，宜用二月为吉，请追兵以备仪注。”太宗曰：“今东作方兴，恐妨农事。”令改用十月。太子少保萧瑀奏言：“准阴阳家，用二月为胜。”太宗曰：“阴阳拘忌，朕所不行。若动静必依阴阳，不顾理义，欲求福祐，其可得乎？若所行皆遵正道，自然常与吉会。且吉凶在人，岂假阴阳拘忌？农时甚要，不可暂失。”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，其尤贱处，计斗值三钱，因谓侍臣曰：“国以民为本，人以食为命。若禾黍不登，则兆庶非国家所有。既属丰稔若斯，朕为亿兆人父母，唯欲躬务俭约，必不辄为奢侈。朕常欲赐天下之人，皆使富贵，今省徭赋，不夺其时，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，此则富矣。敦行礼让，使乡闾之间，少敬长，妻敬夫，此则贵矣。但令天下皆然，朕不听管弦，不从畋猎，乐在其中矣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