熙宁十年秋，彭城大水。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，水及其半扉。明年春，水落，迁于故居之东，东山之麓。升高而望，得异境焉，作亭于其上。彭城之山，冈岭四合，隐然如大环，独缺其西一面，而山人之亭，适当其缺。春夏之交，草木际天；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；风雨晦明之间，俯仰百变。
山人有二鹤，甚驯而善飞，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，纵其所如,或立于陂(bēi)田，或翔于云表；暮则傃东山而归。故名之曰“放鹤亭”。
郡守苏轼，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，饮酒于斯亭而乐之。挹山人而告之曰：“子知隐居之乐乎？虽南面之君，未可与易也。《易》曰：‘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’ 《诗》曰：‘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’盖其为物，清远闲放，超然于尘埃之外，故《易》《诗》人以比贤人君子。隐德之士，狎而玩之，宜若有益而无损者；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。周公作《酒诰》，卫武公作《抑戒》，以为荒惑败乱，无若酒者；而刘伶、阮籍之徒，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。嗟夫！南面之君，虽清远闲放如鹤者，犹不得好，好之则亡其国；而山林遁世之士，虽荒惑败乱如酒者，犹不能为害，而况于鹤乎？由此观之，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。”山人忻然而笑曰：“有是哉！”乃作放鹤、招鹤之歌曰：
鹤飞去兮西山之缺，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。翻然敛翼，宛将集兮，忽何所见，矫然而复击。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，啄苍苔而履白石。
鹤归来兮，东山之阴。其下有人兮，黄冠草屦，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，其馀以汝饱。归来归来兮，西山不可以久留。
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《放鹤亭记》。
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。文章指出，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，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，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。作者想以此说明：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。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。
本文在描写隐士的情趣,假使是帝王，连爱鹤也会招来祸害；但作为一个隐士，就是纵酒也不要紧，反而可以逍遥自在，过放逸的生活。
第三段叙述隐者和南面王在生活情趣上迥然不同。隐士不但可以养鹤，甚至纵酒，还可以传名；国君却不然。
这篇文章，妙在气势纵横，自然清畅，完全是作者性情的流露。放鹤亭并不算是名胜，却因这篇文章的关系，也同时流传下来。此篇所言不仅与「超然台记」不谋而合，同时此文中他道家思想的表现更是显露无遗。
又：本文作于苏轼知徐州时，主要描写与山人游宴之乐，并通过引古证今，歌颂隐逸者的乐趣，寄寓自己政治失意时想往清远闲放的情怀。文章写景精约，却特征突出；叙事简明，却清晰有致；引用典故能切中当今；用活泼的对答歌咏方式抒情达意，显得轻松自由，读来饶有兴味。
宋代隐者张师厚，字天骥，隐居徐州云龙山，自号云龙山人。曾于东山建亭，因自驯二鹤出入山中经过此亭，故名“放鹤亭”。
又：这是诗人谪贬徐州时所作，文中记述了作者在拜访云龙山访人的一番问答及讨论。特别重要的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，鹤本是清远闲放之物，但卫懿公却因好鹤而亡国；酒本是荒惑败乱之物，因此“周公作酒诰，卫武公作抑戒，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，”来劝戒人们不要为酒所迷。但“刘伶阮籍”却因酒而出名。是什么原因呢，云龙山人解释到，隐隐山林的人酒色都不能惑乱，何况鹤呢，观点妙极了。作者能不羡慕吗？何况还有那令作者陶醉的放鹤招鹤之歌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