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。彼作矣，文王康之。彼徂矣，岐有夷之行。子孙保之。
对于周人来说，岐山是一圣地：“周之兴也，鸑鷟（yuè zhuó即凤凰）鸣于岐山。”（《国语·周语》）周人一系传至古公亶父，居于豳地，“薰育戎狄攻之，欲得财物，予之；已复攻，欲得地与民。民皆怒，欲战。古公曰：‘有民立君，将以利之。今戎狄所为攻战，以吾地与民。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？民欲以我故战，杀人父子而君之，予不忍为。’乃与私属去豳，度漆、沮。豳人举国扶老携弱，尽复归古公于岐下。及他旁国闻古公仁，亦多归之。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古公之前，后稷、公刘二位也是功勋卓著，《国语》之所以取岐山为周人兴起的圣地，似是极度推崇古公之仁，从上引文可见，古公不仅仁爱本族，而且推仁爱于一再侵犯于己的异族，自然更是难能可贵，因而也更具备后世儒家所定的圣人品格。
《天作》是周颂中少有的提及具体地点的作品（另一篇是《潜》），它写出了岐山。《毛诗序》说它是“祀先王先公”，朱熹《诗集传》则指为“祭大王之诗”，都认为祭祀的对象是人。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引季明德语，认为是“岐山之祭”，即《天作》的祭祀对象是岐山。其实，岐山是古公至文王历代周主开创经营的根据地，其后的伐商灭纣便是在此积蓄了力量。《天作》这首诗，应该既是祭圣地，同时又是祭开创经营圣地的贤明君主的。由于岐山之业为古公开创，而文王后来由此迁都于丰，故《天作》应是在岐山对古公至文王历代君主进行祭祀的诗。至于行祭之人，则非文王的继承人武王莫属。
“天作高山”，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。周人重视天赐，视为吉祥，连婚娶亦是如此：“文王初载，天作之合。”（《大雅·大明》）天赐岐山之后，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，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。之所以仅取大王、文王二人，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。灭商虽然完成于武王，但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，纣王囚文王于羑里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。岐山圣地经营到文王之世，已为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，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。“岐有夷之行”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。
将对圣地、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，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《天作》一诗，便如大河滔滔，飞流直泻，既显庄严，又富气势。短短七句，有如此艺术效果，可见诗歌作者的非凡手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