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圣元年[1]十月十二日，与幼子过[2]游白水[3]佛迹院，浴于汤池[4]，热甚，其源殆[5]可熟[26]物。
循[6]山而东，少北[7]，有悬水[8]百仞[27]，山八九折[9]，折处辄[10]为潭，深者缒石[24]五丈，不得其所止。雪溅雷怒[11]，可喜可畏。水崖有巨人迹数十，所谓佛迹也。
暮归倒行[13]，观山烧火，甚[14]俛仰，度[15]数谷，至江山月出，击汰[16]中流，掬[17]弄珠璧[18]。
到家二鼓[19]，复与过饮酒，食[28]余甘[20]煮菜。顾[21]影颓然[25]，不复甚寐[22]。书[23]以付过。东坡翁。
苏轼尝自评其文说：“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皆可出。”又说：“常行于所当行，而止于所不得不止。”仿佛他写文章只是信手拈来，所谓“随物赋形”，自成格局体段。其实这话只说了一半。苏轼《志林》卷一曾记录欧阳修答孙莘老怎样才能写好文章的一段话云：“无他术，唯勤读书而多为之，自工。世人患作文字少，又懒读书，每一篇出，即求过人，如此少有至者。……”就作文而论，“勤读书”，是吸收知识营养和学习写作技巧，“多为之”，则是要求在实践中下苦功。苏轼才高思捷，自不消说；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多读多写勤学苦练的人，这一面却往往被人忽略。试看这篇小小游记，大约是没有起草就写成的。可是从文章结构上讲，仿佛几经斟酌锤炼而成。可见有了渊博学问和写作基本功，才谈得上“行”、“止”自如。而控驭文字的能力并非全靠天才禀赋也。
写游记有两种。一种是正经严肃的写法，如姚鼐《登泰山记》；另一种则是信手拈来的记游小品，如本篇是。两者风格、面貌虽异，却有两个共同点。其一，它们皆出于史书笔法，如《登泰山记》乃正史《地理志》的写法，间有景语，亦似《水经注》；而此篇一开头便点明年月日，是史书纪年体例，然后写“人”（古诗百科）（作者及幼子过）和“地”（白水佛迹院），也是作史通例。其二，不论写作态度如何，所记游踪必须有顺序，有层次，或按时间，或依路线，总之必须有条不紊。此文仅百四十字，当然属于小品，但时间由日及夜，游踪脉络井然，结构谨严，笔墨精练，而从事实上我们是知道它并非作者精心结撰而是随手写成的。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。
试看，作者把途中所见景物都放在回家的路上来写，而去时只写了一句“游白水佛迹院”，这就是文章必须有详略烦省的诀窍。只有这样写，文章才显得有分量、够经济。再如，白水岩本身之游所占篇幅仅二分之一强，途中景物和归来感受亦占了约二分之一，这才使文章活泼有情趣，而非刻板的一事一物的静态写生。
但作者在详略取舍上有没有原则或标准呢？答曰：有，只选择重点来写，只拣有特色的事物写，而不平均使用力量，把一路见闻记成流水账。其实这说来容易而写得恰到好处则很难。我们不妨略加分析。白水岩的名胜特点有三：即温泉（汤池）、瀑布（悬水）和佛迹。作者写汤池，只突出了个“热”字，用夸大的想象说了句“其源殆可熟物”，让读者感受到它真是够热也就行了。至于佛迹，实无特色可言，故仅以“所谓佛迹也”一笔带过。而写瀑布则最详。先写其所在方位：“循山而东，少北”；继写见到“悬水千仞”；然后写瀑布落点：“山八九折，折处辄为潭”，已是奇观；而究竟下距涧底有多深，虽似实而虚地写了句“磓石五丈”，终于还是“不得其所止”。这样，瀑布的起、落、折、险，全已写到，但还缺少声和色，于是用“雪溅雷怒”形容之，“雪溅”状其色，“雷怒”绘其声，且这声与色还都是动态而非静止的。
最终写到人的感受：“可喜可畏”。寥寥三四十字，瀑布之奇伟瑰丽已尽收笔底。浓缩凝炼至此，真是以诗为文，文胜于诗了。
归途之景有二：一是乘肩舆“倒行”，回顾半山在暮色苍茫中的“山烧”，衬着晚霞夕照，十分壮丽；二是江清夜静，身在舟中，“击汰中流”，星月交辉，把唐人于良史的诗句“掬水月在手”改为“掬弄珠璧”，便觉设想新奇而光彩照人，真是点铁成金。这归途景色显然是昼间所无，必须写入文中。
如果作者一开头便把去时路线一一说明，则归途所见即使不重复也会减色不少。这就叫笔墨经济，重点突出。
最后写到家情景。由于入夜始归，进餐较晚，即使一般菜蔬也觉分外香甜。加上这一天游得尽兴，虽劳倦而尚不思睡，于是乘兴写成文字，付与苏过。从结尾处可体会出作者的兴致不浅。然而这却是作者远谪惠州的开始，明知有更严酷的考验等待自己，而从这篇小文便已看出作者的旷达和乐观，绝无半点矫情和虚伪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妨长作岭南人”，其心胸盖自初到惠州时便已豁然开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