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莫过狐疑”，这是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至理名言。将领在指挥作战时，能否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沉着，冷静、果断正确地下定决心、对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的胜负有着重大的关系。如果将领优柔寡断，当断不断，必然坐失良机。因此，犹豫不决是作战指挥的大忌，而刚毅果断则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。只有“见利不失，遇时不疑”，紧紧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，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。李世民击败刘武周的事例，充分说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。
大业十三年二月，刘武周杀马邑太守王仁恭，起兵依据突厥，被突厥封为“定杨可汗”。刘武周自称皇帝，改元天兴。武德二年（619 年）三月，在突厥的支持下，刘武周南侵并州（治晋阳），四月接受大将宋金刚的建议，“入图晋阳，南向以争天下。”宋金刚率兵两万，“又引突厥之众，兵锋甚盛”。相继攻陷唐并州、介州、浍州、晋州等地，关中大震，“人情崩骇，莫有固志。”在此险恶形势下，李渊打算放弃河东之地，谨守关西。李世民坚决反对，认为“太原工业所基，国之根本，河东殷实，京邑所资”，不能“举而弃之”，并主动请缨，率师三万前往讨伐。
十一月，正值隆冬季节，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河，在柏壁（绛州西南）扎营，与宋金刚对垒相持。针对敌“悬军千里，深入吾地，精兵骁将，皆在于此”的实际情况，李世民采取了坚壁不战以挫其锐的方针，仅令偏师乘间抄掠敌军。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对垒相持，敌军气势日衰，供应困难，运输线又被唐军切断。武德三年二月，宋金刚被迫后撤，李世民率军尾追，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，战斗为数十回合。进至高壁岭时，由于长途奔袭，连续作战，士卒饥疲交加。总管刘弘基执马而谏说：“糇粮已竭，士卒疲顿，愿且停营，待兵粮咸集而后决战。”但是李世民却说：“功者，难成易败；机者，难得易失。金刚走到汾州，众心己沮。我反其未定，当定其势逐之，此破竹之义也。如更迟留，贼必生计，此失机之道。”于是李世民“策马而去，诸军乃进”，最后“直驱金刚，贼众大溃。”
刘武周得知全军溃败，便带了百余骑亲信，从太原逃走，投奔突厥，唐失地全部收复。此战，李世民坚壁待机，当战机出现时，又能坚决抓住，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。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攻伐之道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资因敌家之动，变生于两阵之间，奇正发于无穷之源。故至事不语，用兵不言。且事之至者，其言不足听也；兵之用者，其状不足见也。忽而往，忽而来，能独专而不制者，兵也。
“夫兵闻则议，见则图，知则困，辨则危。故善战者，不待张军；善除患者，理于未生；善胜敌者，胜于无形；上战无与战。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，非良将也；设备于已失之后者，非上圣也；智与众同，非国师也；技与众同，非国工也。事莫大于必克，用莫大于玄默，动莫神于不意，谋莫善于不识。夫先胜者，先见弱于敌，而后战者也，故事半而功倍焉。
“圣人征于天地之动，孰知其纪。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；当天地盈缩因以为常；物有死生，因天地之形。故曰：未见形而战，虽众必败。善战者，居之不挠，见胜则起，不胜则止。故曰：“无恐惧，无犹豫。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莫过狐疑。善者见利不失，遇时不疑，失利后时，反受其殃。故智者从之而不释，巧者一决而不犹豫，是以疾雷不及掩耳，迅电不及瞑目，赴之若惊，用之若狂，当之者破，近之者亡，孰能御之？
“夫将有所不言而守者，神也；有所不见而视者，明也。故知神明之道者，野无衡敌，对无立国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