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，对直观、具体的事物领会得较快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非知识分子的普通大众身上。所以战国诸子如孟子、庄子等在著述中常用形象化的比喻、故事来阐释哲理、说明事理。不象几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哲人，所有的论述几乎都是抽象的理论，不见具体事物。用西方的抽象思维、理性推演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话，在中国人当中传播，传播面积会受到限制。
白起应该明白“物极必反”“盛极则衰”“亢龙有悔”的道理，人作事千万不能做得太满，要留有回旋余地，荣誉欲、贪利欲太盛或者太匮乏人情，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当年曾国藩攻克天京后，处于他事业的鼎盛时期，包括左宗棠在内的几乎所有友人和部下都怂恿他借机北伐、推翻满清、建立曾氏王朝。然而曾国藩思考、谋划再三，没有采纳部下的“放肆”妄想。如果曾国藩的功名心更进一步的话，那么历史上就不可能有他这样功德圆满的人臣典范，他就不会受后人如此的推崇，如果他真的造反了，说不定命运就跟吴三桂一样。曾国藩的伟大之处，正在于此。
苏厉谓周君曰：“败韩、魏，杀犀武，攻赵，取蔺、离石、祁者，皆白起。是攻用兵，又有天命也。今攻梁，梁必破，破则周危，君不若止之。谓白起曰：‘楚有养由基者，善射；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，百发百中。左右皆曰善。有一人过曰，善射，可教射也矣。养由基曰，人皆善，子乃曰可教射，子何不代我射之也。客曰，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。夫射柳叶者，百发百中，而不已善息，少焉气力倦，弓拨矢钩，一发不中，前功尽矣。今公破韩、魏，杀厚武，而北攻赵，取蔺、离石、祁者，公也。公之功甚多。今公又以秦兵出塞，过两周，践韩而以攻梁，一攻而不得，前功尽灭，公不若称病不出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