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和春秋一样，全中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，但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而逐步走向统一。春秋时全华夏共有一百多个国家，经过不断兼并，到战国初年，只剩下十几国。大国有秦、楚、韩、赵、魏、齐、燕七国，即有名的“战国七雄”。除七雄外，越在战国初也曾称雄一时，但不久即走向衰亡。小国有周、宋、卫、中山、鲁、滕、邹、费等，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。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，北面和西北有林胡、楼烦、东胡、匈奴、仪渠，南面有巴蜀和闽、越，至秦统一，已多与汉民族融合。
孟子即在此时接受了孔子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思想，并带着这些思想游历各国，希望各国能推行“仁”道、王道，寻求最佳行为方式，减少战争，使人民能安居乐业。本节是他去见梁惠王的一次谈话。作为七雄之一的魏国国君，梁惠王关心的是如何有利于他的国家，然而孟子却不是这样认为，既然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和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，那为什么不去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与其他人、其它国家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呢？如果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，如果能与其他人其它国家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，利益不也是就在其中了吗？！所以孟子说，有“仁、义”也就够了。
因此，孟子认为，上下交相征求利益，那么，国家就有危险了。因为利益这个问题，有短期利益，亦有长期利益，如果能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，与他人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，就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，而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也就有利益了。如果仅仅是追求短期利益，或是看得到的那一点点利益，就不会寻求最佳行为方式，就会采取强行抢、夺的手段，就会引起相互间的战争。而战争的发展和持续，只会导致国家力量的衰弱，从而导致国家的消亡。当然，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会抢夺到所需要的财富，但那只是短暂的，不可能有可持续性的发展，所以孟子认为是不可取的。如果最后才寻求最佳行为方式而先讲利益，那么不夺取到全部是不会满足的。而如果夺取到后再来寻求最佳行为方式，那也就失去相互间的信任。而失去信任之后，也就无法与他人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了。
因为，既然是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，那肯定对他的亲人更是相互亲爱的；既然是有最佳行为方式的人，那么他的行为方式首先就是尊敬他的国君。这是人之常情。
因此孟子认为，就只讲寻求最佳行为方式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就行了，何必讲什么利益呢？这句话其实都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，如果我们只求有利于，或是有利益，我们就就不能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，也不能做到与人相互亲爱。因为在与人们相处时，往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帮助和成全他人，损己利人。如果是损人利己，那也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了。
在《论语•子罕》中有这么一个记载：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孔子很少谈论到利益与命运和与人相互亲爱的关系。利，用现代观念来看就是利益、利润、钱财，但古代谈利，也包含有利害关系之意。从《周易》来看，许多讲到利的词语，都是利于或不利于之意。也就是利害关系的意思。利害关系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种行为方式，也就是说，人们面对每一个选择时，都要考虑是否与自己有利害关系。这种利害关系也可以称为现代的价值观。也就是《论语•里仁》篇里子游所说的“事君数”的问题。现代人动不动就拿自己的言行来与社会商品比较，看自己的言行有没有价值。也就是说在利己或是利他的情况下，用社会商品的价值来判断自己的言谈举止，以确定划得来划不来，以确定自己是否继续或停止行动。依照孔子的意见，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有利害关系的，但孔子所提倡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中的“义”，即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中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。这个最佳的行为方式就是寻求一种既利己也利他人的方式。孔子既然讲了“义”，当然也就很少去说明这种利害关系了。至于命运，孔子也没有多讲，但孔子在谈论到“天”之类的问题时，已经明确表示过，“天”是有一定规律的，人的一生也是有规律的，都有从初生、幼儿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到老年而死亡的过程。既然有这么一个过程，何必多讲它呢？人生在世，为的是寻求一个最佳的生存空间，活得快乐愉悦。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人们就必须要学习，多学而且不断调节自己，以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，然后通过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施行，而达人生最终目标。所以，孔子在利害关系与人的命运和与人相互亲爱的问题上没有多加分辨，是因为你只要真正弄懂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原则，尽力去施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精神，人与人之间也就很少有所谓的利害关系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寻求与人相互亲爱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最佳的行为方式，也就没有利害关系了。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？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？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