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同以其私问曰：“燕可伐与？”
孟子曰：“可。子哙不得与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。有仕于此，而子悦之，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；夫士也，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，则可乎？何以异于是？”齐人伐燕。或问曰：“劝齐伐燕，有诸？”
曰：“未也。沈同问‘燕可伐与’？吾应之曰‘可’，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‘孰可以伐之’？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天吏，则可以伐之。’今有杀人者，或问之曰‘人可杀与’？则将应之曰‘可’。彼如曰‘孰可以杀之’？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士师，则可以杀之。’今以燕伐燕，何为劝之哉？”
孟子·公孙丑章句下·第八节读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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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是从棺椁的事一下子跳到攻伐燕国的事，但孟子的中心思想是连系着的，仍然在围绕着忠于职守这个问题。燕王私自将国家大权让给相国子之，子之也私下接受了燕国的大权，这就是燕王的不忠于职守了，也是燕王没有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。因此孟子举例说，比方说，有这样一个人，你很喜欢他，便不向国君奏准而自作主张地把你的俸禄官位转让给他；而他呢，也没有得到国君的任命就从你手上接受了俸禄官位，这样行吗？当然不行！如果都是这样，整个国家政体就乱套了。所以子哙、子之私下互相授受的事和这个例子是相同的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君主，燕国才应该被讨伐。然而，孟子并不是支持齐国去讨伐它，因为当时的齐国，并不是一个施行王道、爱民的国家，它的情形也同燕国差不多，而这样的以暴制暴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燕国及其燕国人民的问题。所以孟子只有说：“只有代表上天管理人民的官员，才可以攻伐燕国。”因为要说杀人的话，只有法官才有权杀人，有权判处有罪的人的死刑。如果人人都恣意妄为地杀人，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的秩序。而要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，那就是人人都遵守自己的职责。这与孔子的“正名”原则亦是同一道理。也就是说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必须各自遵循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，才能符合各自的做人的标准。而只有各自遵循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，才能符合各自的做人标准后，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。如果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都违背了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，人与人之间是建立不起相互亲爱的关系的。然而，孟子也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有“文过饰非”之嫌，因为，不论沈同以什么样的身份来问，他毕竟是齐国的一个大臣。所以才有后面的孟子辞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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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孟子·公孙丑章句下·第八节》译文及注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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