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。因为在《公孙丑上》里，当公孙王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，孟子已经说过，自已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。（参见3•1）比都不愿意比，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。
可见孟子的自视是很高的。
自视既然这样高，当然就不愿意被呼来唤去的了。自己主动要去朝见是一回事，被召唤去朝见又是另一回事。所以，孟子才有为景丑等人所不理解的行为。这种行为，不仅孟子有，就是孔子也是有的。我们读本章，有些地方就与《论语•阳货》记录孔子虚与委蛇对付阳货的情况相似。说穿了，是因为凡是自视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“出处”。这种做法，在民间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，说得好听一点是“清高”，说得不好听一点是“拿架子”，再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“迂腐”而“酸溜溜”的了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他们的“清高”（或“迂腐”）而不肯苟且，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，空有满腹经纶和济世良方。相反，像苏秦、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却完全没有孔、孟的“清高”（或“迂腐”），“展开谈天说地口，来说名利是非人”，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，不择一切手段，结果却大行其道，甚至能够“挂六国相印”。
撇开对孔、孟与苏秦、张仪的比较不论，回到对用人一方面的要求来看，孟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，就是要求当政治目的君王“尊贤使能”，“尊德乐道”，礼贤下士，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，甚至拜贤才为老师，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，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。其实，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。虽然孔、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，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刘玄德“三顾茅庐”请诸葛亮的故事，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？
当然，有这种典型的例证并不意味着后世都在实施着孔、孟的观点。而是恰恰相反，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“三顾茅庐”的故事，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，种“礼贤下士”、“求贤若渴”的作风。事实上，孔、孟的思想永远都给我们以理想主义的感觉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，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。或许，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的成分吧，才使他们的理论历久而常新，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，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。
回到用人和被用的问题上来，既然当政者多半“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”，既然任人唯贤、礼贤下士是如此困难，如此遇，作为被用的人，有一点“不可召”的清高和骨气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正如曾子所说：你有你的官位，我有我的正义，我又输与你什么呢？
所以，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“不能造朝”是故作姿态，是迂腐，而应该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气。不然的话，“亚圣”之名从何得来呢？
孟子将朝王，王使人来曰：“寡人如就见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风。朝，将视朝，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？”
对曰：“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”
明日，出吊于东郭氏。公孙丑曰：“昔者辞以病，今日吊，或者不可乎？”
曰：“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吊？”
王使人问疾，医来。
孟仲子对曰：“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忧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趋造于朝，我不识能至否乎。”
使数人要于路，曰：“请必无归，而造于朝！”
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。
景子曰：“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人之大伦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见王之敬子也，未见所以敬王也。”
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，岂以仁义为不美也？其心曰：‘是何足与言仁义也’云尔，则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陈于王前，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。”
景子曰：“否，非此之谓也。礼曰：‘父召无诺；君命召不俟驾。’固将朝也，闻王命而遂不果，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。”
曰：“岂谓是与？曾子曰：‘晋楚之富，不可及也；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乎哉？’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莫如德。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欲有谋焉，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；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醜德齐，莫能相尚，无他．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管仲且犹不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者乎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