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。一个还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。用我们的话来说，就是，只要是正当的，再多也可以接受；如果不正当，再少也不应该接受。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。比如说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人问题，新闻媒介时有披露，其症结点在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“如其道”还是“非其道”。如果是“如其道”，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（当然要按有关规定上税等等），如果是“非其道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里的界限是很清楚的。问题倒是在于，谁来认定是“如其道”还是“非其道”呢？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。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。回到孟子的说法，我们看到，他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“如利思义”（《论语•宪问》或“见得思义”（《论语•季氏》）的观点以及他自己“当辞则辞，当受则受”的实际做法（见《公孙丑下》4•3）都是一致的。说到底，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。“有道”就是“如其道”，“无道”就是“非其道”。
本章牵涉的另一个方面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。
在这一点上，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，把论辩对手推到荒唐的境地，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，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。
在我们今天看来，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并不复杂．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孟子则是从实际功绩，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有点近似于我们今天说不听大话、空话，只看工作实绩。
当然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，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。我们的观点是二者的统一，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：无论你是共。办了错事，还是做好事的“动机不纯”，都是反对的。
只不过，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，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二者的统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实绩，也就是“食功”而“非食志”了吧。
彭更问曰：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于诸侯，不以泰乎？”
孟子曰：“非其道，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，子以为泰乎？”
曰：“否。士无事而食，不可也。”
曰：“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羡补不足，则农有余粟，女有余布；子如通之，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。于此有人焉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而不得食于子。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？”
曰：“梓匠轮舆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；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食与？”
曰：“子何以其志为哉？其有功于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”曰：“食志。”
曰：“有人于此，毁瓦画墁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，则子食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
曰：“然则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