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第一个老师

任蒙

说到童年，说到读书，总要激起我对一位老奶奶的深深怀念。因为她和我的童年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，是她使我懂得了人要读书。

老奶奶姓丁。到我记事时，她除了身上那件没有补丁的青布衫，和她每天佝偻着腰钻进去臼米的一个门盖朝上的“揭柜”之外，家里再没有别的东西能给我留下印象。土改时，她借住了我邻居的空屋，便和我奶奶结下了姊妹般的情谊。我出生百天以后开始闹病，三天两头抽风，请过道士驱邪，也看过医仙，但总不见好。一个雪夜，眼看没气了，无可奈何的父亲连摇篮一起将我丢到门外的屋檐下。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丁奶奶知道了，她说：“自己的骨肉，总不能让他死在外面。”于是，她顶着逼人的风雪拉开门闩，把我抱了进来。

那天晚上，丁奶奶笑了，笑得好高兴；她又哭了，是抱着我哭的，哭得好悲苦。

从此，丁奶奶总说我应该是她的孙子，她也从未有过孙子。两岁以后，弟弟出生了，我奶奶正好不大喜欢孩子，丁奶奶便有一百个理由把我搂进了她的怀抱，与她日夜相依。我一直和她生活到快七岁时她搬离为止。至于她半夜起来，怎样给不睁眼睛的我喂米粥，在大食堂为给我多争半勺清得照人的稀米汤，怎样与队长吵起来，我都没有记忆。但她给我讲的那些有关读书的故事，却使我永远难以忘记。

记不清是几岁的时候，她忽然想到要我学写字，就到山那边的小卖铺去买了支毛笔。半路上有人见稀奇，才提醒她折回去换了支铅笔。回来她还在唠叨：“往朝儿上学堂都买水笔，现在兴这铅笔，一根木棍儿，哪好用？”那支铅笔并没有成为我写字的开端，而是我唯一的玩具。一天中午睡着后，铅笔从手中掉下来被小猪嚼坏。丁奶奶见我哭得伤心，赶黑前又去为我买了一支。

自那以后，丁奶奶便给我讲读书的事。古时候有人捉了许多萤火虫，装在鸡蛋壳里照着自己读书，后来中了状元；有人骑在牛背上读书，后来中了状元，做了大官，等等。每次，她总是边摇着纺车边对我讲，语气平淡极了。而这些简单的传说，在我的脑海比后来一流演员的表演刻得还要深。每回讲完，她总要说：“儿，你要好好读书，读得高高的，读到山南二省去，也去中个状元，给奶奶出息呀！”讲到这里，似乎是她全部语言中最富感情色彩的。无论什么年代，我们都无法以任何理由，把老奶奶这种观念看作村妪的狭隘。全部科举史上，共有状元503人，加上历代非正统政权所选取的文科状元，也不过551人，但几千年中形成的“状元文化”，所深深影响的仅是一个老太太吗?今天还挂在人们嘴上的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，不仍在以“状元”的桂冠去激励人们争优么!

有回我问她：“奶奶，你读过书吗？”

“读了的，读了的。我上了一个月的学，逃学29天，那个月还是月小。”说完，她笑得眼泪就要溅出来。她见我不懂，又解释说：“奶奶是一天学也没上过哟。”她还说，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包括她姓的那个“丁”。她没有正式的名字，队会计在账本上把她写作“刘丁氏”。就是这个目不识丁的丁奶奶，却成了我终生难忘的第一个老师。

当然，她教给我的不是文字的知识，而是对知识的崇尚。她不知说过多少遍，以往学生伢每天上学前，都要向孔夫子磕头，现在不兴了。但千万不能让孔夫子生气，比如上茅厕不能用有字的纸，等等。她盼着我好好读书，说明她对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孩子进行精心抚养，不仅是对幼小生命的怜爱，不仅是为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。她养育的是一种追求，是神圣而淳朴的母亲的期冀。

满七岁后，我上学了。丁奶奶常到山岗上那座土垒的小学校去看我，有时候还从布襟里掏出条生黄瓜什么的，她站在教室门口，用浑浊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那是个复式班，一个老师包下了两个不同年级的全部课程。有天，老师正给四年级上课，问省大还是县大，他们都无人回答。我胆怯地说了句“我晓得”，老师便破例同意我站起来回答。接着，他批评四年级同学说：“你们还不如一个二年级学生。”就是这次答问，不知让丁奶奶乐了多长时间。她见人就说：“我这孙伢读书强哩。”

高中毕业不久，我就回到公社中学当了教师。年已八旬的丁奶奶，高兴中还带着几分得意，她以为自己的话得到了验证。但每回去看她，她仍然说的是读书的事。仿佛她不知道世界上有教书的，只知道读书。

后来，在我服役期间，父亲突然来信说，丁奶奶去世了，他去参加了她的葬礼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时常默默地告慰丁奶奶：我没中什么状元，也没做什么大官，但我还在读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