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臻的推论看起来似乎有道理，二者必居其一，但实际上却局限于形式逻辑的范畴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缺乏辨证逻辑的灵活性，不能解决特殊性的问题。
孟子的回答则是跳出了“两难推论”的藩篱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，辩证解决。用孔子、孟子等人的话说，这就叫通权达变。
在《论语•雍也》篇里，我们已经看到，当公西华被孔子派去出使齐国时，冉有替公西华多要一些安家口粮，孔子认为，公西华做大使“乘肥马，衣轻裘”，有的是钱财口粮，所以并没有多给他安家口粮。（6•4）可是，当原思做孔子家的总管而自己觉得俸禄太高时，孔子却劝他不要推辞。（6•5）这与孟子在齐国推辞而在宋国和薛地却接受一样，都是令一般人不理解。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，都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。总起来说，就是孔子所说的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（《论语•里仁》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”从思想方法上来说，就是既坚持原则又通权达变。不仅处理经济问题如此，就是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如此。所以孟子说孔子是‘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；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的“圣之时者”。（《万章下》）也就是突出他通权达变而识时务的一面。甚至包括孔子的名言“用之则行、舍之则藏”（《论语。述而》和孟子的名言“穷则独善其身、达则兼善天下”（《孟子•尽心下》）等，也无不是这种精种的体现。
今天我们面临市场经济的时代，金钱的受与不受，辞与不辞问题也时常摆在人们的面前。孟子的基本作则是“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’，不拿不明不白的钱。在这样的原则前提下，当受则受，当辞则辞。这种处理态度，恐怕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罢。
当然，关键是在对那“当”的理解上。理解错误，或者是故意理解错误，把不当接受的作为了当接受的统统接受了下来，那就要出问题，要被人“货取”了。所以，君子不可不当心啊！
陈臻问曰：“前日于齐，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；于宋，馈七十镒而受；于薛，馈五十镒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则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则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于此矣。”
孟子曰：“皆是也。皆适于义也。当在宋也，予将有远行。行者必以赆，辞曰：‘馈赆。’予何为不受？当在薛也，予有戒心。辞曰：‘闻戒。’故为兵馈之，予何为不受？若于齐，则未有处也。无处而馈之，是货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