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在这里罗列的，是四种圣人的典型：伯夷清高，伊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柳下惠随遇而安，孔子识时务。比较而言，孟子认为前三者都还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，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，金声而玉振，具有“智”与“圣”相结合的包容性。
显然，孟子给了孔子以最高赞誉。
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伯夷过于清高，清高得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，所以他最后要与叔齐一道“不食周粟”，饿死于首阳山．但是，所谓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观念也就由此生成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或许也正是由此观念出发，伯夷才被推崇为“圣人”之一。伊尹“其自任以天下之重”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是我们曾经说过，“把历史扛在肩头”的人。其实。他的这种精神，正是曾子所谓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平？”（《论语•泰伯》）所以，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“圣人之一，历来也的确成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圣贤人物。但他的这种精神，在进入所谓“现代主义”或“后现代主义”时期后，已被视为过于沉重，过于执着的“古典意识”，与“轻轻松松过一生”的现代生活观念有格格不入，或者说，已不那么合时宜了。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而安，另一方面却是坚持原则，我行我素。随遇而安体现在他不至于侍奉坏的君主，不羞于做低贱的小官，不被重用不抱怨，穷困不忧愁。这几句话说来容易，做起来可就太困难了，尤其是后面两句，的确人有圣贤级的水平。所以，传说柳下惠能够做到“坐怀不乱”，具有超人的克制力，圣人的风范。最后说到孔圣人。事实上，到后世，尤其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家喻户晓为圣人的，四人之中，也就是孔圣人了。孟子在这里并没有展开对孔子的全面论述，而只是抓住他应该怎样就怎样的这一特点，来说明他是“圣之时者”，圣人中识时务的人。所谓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孟子所强调的，是孔子通权这变，具有包容性的特点，所以才有“孔子之谓集大成”的说法。而且，由“集大成”的分折，又过渡到对于“智”与“圣”相结合的论述，而孔子正是这样一个“智”“圣”合一的典型。说穿了，也就是“德才兼备”的最高典范。这样一说，圣人也就与我们有接近的地方了，我们今天不也仍然强调“德才兼备”吗？当然，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，但是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作为精神方面的追求总还是可以的吧。
孟子曰：“伯夷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则进，乱则退。横政之所出，横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与乡人处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。当纣之时，居北海之滨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
伊尹曰：‘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’治亦进，乱亦进。曰：‘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；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。’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，若己推而内之沟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
柳下惠，不羞污君，不辞小官。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。遗佚而不怨，阨穷而不悯。与乡人处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’故闻柳下惠之风者，鄙夫宽，薄夫敦。
孔子之去齐，接淅而行；去鲁，曰：‘迟迟吾行也。’去父母国之道也。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处而处，可以仕而仕，孔子也。”
孟子曰：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。智，譬则巧也；圣，譬则力也。由射于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尔力也；其中，非尔力也。”